#百家故事#
她随手翻了下我的简历，问：“这是什么学校？”
我说“绥化学院”。
“绥化学院在哪儿？”
我说：“黑龙江。”
“你当初怎么没上个正经点的学校呀？”
迟疑之后，我胡乱答道：“因为高考分数不高，上不了别的的学校。”
走出总监办公室后，我特别恼火，我为什么不直接反驳她？管她什么总监不总监……母校是我的出身，也是我的根，我不能再让别人随便亵渎。
——引自《我教过的苦孩子·心里有根》
绥化学院教授艾苓，总是不厌其烦地介绍这所地处黑龙江省农业地区的高校，从教17年，她对这所院校有着自己的观察。
它是“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”；生源大多来自省内或是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；30%左右的学生是贫困生，50%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……
年3月，艾苓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一项关于贫困生的微型调查，原本只是为新书收集数据，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反馈。
有学生主动找到艾苓希望聊聊自己的故事；也有学生告诉她，自己宁愿做兼职，也不愿参加贫困生的评定，在同学面前表演痛哭流涕；甚至有校外的学生说，此前“没人关心我们的内心生活，我们的痛苦和快乐，没有谁知道”。
他们大多是二本院校的贫困生，在信奉、等重点高校学历光环的环境下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。但他们的数量，又是如此庞大。
无论是在媒体镜头里还是社交舆论场中，他们都是一群没有麦克风的人，即使有麦克风，长期的压抑也会让他们本能地躲开。
“我们能够听到的声音是寒门贵子的声音，他们考上名校，开始发声。但大多数寒门出不了贵子，出来的是学子，考上了二本、三本院校”。艾苓说。
这群来自贫困家庭的学子，被艾苓称作“没伞的孩子”，而她也曾是没伞的孩子。正是相似的成长经历，让艾苓意识到，“只有让他们一起发声，大家才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，他们才能够被听到、被看到”。
以下是艾苓的讲述——
我的本名叫张爱玲，这个名字是我爸爸在路上捡来的。
年，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安达市，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女孩，上面有三个哥哥。我出生后，我父亲在上户口的路上，在他认识的有限的汉字里面选出了这两个字，凑成了我的名字。
直到大学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有个作家也叫张爱玲，写过那么好的作品。
我父亲是砖厂的工人，母亲是临时工，我家兄妹六人，我排行老四。因为砖厂一般都在郊区，所以我们家一直住在城乡结合部，周围除了公路就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。
我们家有三间小土房，东北住家的格局是门从中间打开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房间，中间是厨房。我大哥娶了大嫂后，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，就把厨房隔出来一半。最多的时候，我们家住了12口人。
我小学读的是家附近省建筑公司办的子弟小学，中学时才到市里上学。初二那年，我那届突然要成立一个重点班，按成绩选拔，名额有五十几个人，我排名在四十几，擦边进了重点班。
到初三时，重点班没有继续办下去，全都打乱重新分班。面临中考，有两个选择，要么考重点高中，要么考小中专。
初中生考中专叫小中专，它的去向非常明确，读四年书后就有一份工作等着你，回家乡当小学老师。
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富裕，每家都很相似，父亲一个人工作，母亲做临时工，家里都是六个孩子左右。
小中专正是家庭困难的人的选择，你可以想象到，有多少人挤到这个赛道上来，把这个分数线抬得比重点高中分数线还高。
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早点挣钱。即使我考上了重点高中，还要考大学，万一考不上还不如直接工作。
小中专和高中是同一张试卷，但是分别录取。我没有考上小中专，分数线又超过了重点高中。因为小中专和重点高中只能二选一，我落选小中专后，只能进普通高中。
升高中后，学校离家比较远，我父母就给我准备了一辆自行车。虽然只有三四公里的距离，但安达五中地势低洼，遇到下雨天，全是泥路，我就需要扛着自行车走过将近一公里的泥泞的路。
那个时候，我们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只要是下雨天就只上半天课。
到了冬天，教育局在分配煤的时候会更倾斜于重点高中，我们是普通高中，分给学校的煤只够上半天课，所以冬天也只上半天课。班主任每天都盯着教室里的煤堆，嘱咐男生：省着点烧。
我高考那年，雨天上半天课，冬天也只上半天课，我当时想这可不行。那个时候我能看到的只有高考，只有考试才能改变我的命运，达成我想有份工作的愿望。
但我们家一直有很多人，亲戚朋友常来常往，东北人说话声又很大，想在家里静下心来看书很难。
所以，高二暑假时，等没有课大家都走的时候，我会从家里带一点干粮，藏在教室里看书。为了不被发现我很少去上厕所，冷得坐不住的时候，我就在教室里或跑或跳，冬天没有煤的时候我的手肿得像馒头一样。
我上学时正好赶上80年代的文学思潮，但在家乡那个浪潮我是感受不到的。当时安达市只有一个新华书店，经典文学作品很少能买到，选择性很少。我记得有一个假期我在读《朱自清散文赏析》，读完后我就不知道我该读什么了。
高中时，我是文艺青年。因为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小说，所以我就开始模仿着写小说和剧本。到大学后，我才开始接触散文。
读大学时，绥化除了新华书店，还有几个民营书店，书籍种类丰富了许多，我的零花钱基本都花在了那种民营的小书店了。
大学毕业后，我曾在安达市委办公室工作了九年。遇到下雨天，我的同事都有伞只有我没有。做了老师之后，我感受到，正是因为我跟那些没伞的孩子有相似的经历，所以我才会特别
